刻苦求学为报国
     李烛尘从小聪明勤奋，“四书五经”念得滚瓜烂熟，村里人都夸他有出息。果然，他19岁那年赴永顺县赶考，以第一名高中秀才。后来废科举兴新学，他进县立第一高等学堂学习。1905年，他考入常德西路师范学堂就读。这时，他加入“湘江学会”，并成为骨干之一，与林祖涵(林伯渠)同学，与徐特立、范源濂(范旭东哥哥)交好。当时维新运动风靡全国，李烛尘耳濡目染，深受维新思想影响，认识到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恃强侵略，国穷民衰。他认为，中国要富强起来，必须兴办工业，振兴农业。于是他决定改习理化，立志工业救国。
     1912年，李烛尘东渡日本留学，考入东京浅草高等工业学校(后称“工业大学”)预科，1914年考上理化本科，专攻电气化学，矢志早日学成，以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
     1918年7月，李烛尘从东京工业大学毕业回国，拒绝了上海美孚公司邀他充当买办之聘，而应范旭东先生远邀去了天津塘沽。范旭东先生为了给中国化学工业奠基，正在塘沽盐滩筹建永久团体。李范二人素不相识，只因志同道合，便欣然决定任职久大精盐公司。
    
    　　艰难创建永久黄
     盐是化学工业的基础，也是制碱工业的重要原料。但长期以来，盐只能成为官商巨富榨取民脂民膏的专利品。嗣后，帝国主义凭其先进技术制成洋碱，垄断中国市场。1914年，范旭东在天津开始筹建久大精盐公司，翌年在塘沽兴建久大精盐厂，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座食盐化工企业，旨在开发这一丰富宝藏，献给中华民族。李烛尘先生来到塘沽，初任盐厂技师。
     范旭东先生是开拓事业的好手，但不善于经营管理，厂里问题成堆，一片混乱。李烛尘向范旭东建议，建立领料审批制度，并着手兴建仓库。只几个月时间，厂里管理出现了新面貌，成本明显下降。李烛尘又协助范旭东扩建厂房；安装了第一部发电机，用以照明和抽吸卤水；设计改圆锅为平锅，扩大熬盐面积，提高了精盐的产量和质量；又利用盐卤制成牙粉和漱口水。不到一年，公司积累渐渐增多，盐厂扩大，还建成一个用新法制盐的东厂。李烛尘的管理才能和正直厚道得到范旭东的赞赏，1919年，范旭东任命李烛尘接任厂长，参与永久黄团体的创业和领导工作。
     李烛尘先生就任厂长后，为发展久大的事业竭尽全力，在人事、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管理上都充分显示了卓越的才能。
     当时北洋军阀混战，社会上各种恶势力十分猖狂，杀人越货无法无天；盐政和盐商勾结控制原盐，不容久大插手；厂里资金短缺，技术薄弱。面对这些困难，李烛尘不屈不挠，力主工商并举、产研并进的方针，闯出一条兴办民族工业的道路。如采用免费品尝的办法，取信于民，打开精盐的销路；与各方巧妙周旋，打破封锁，保证了盐田的安全生产；改借贷为发行股票，广泛筹集资金。到建厂10周年时，久大公司资金由原来的5万元猛增到250万元，为化工事业的起步与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0年，永利碱厂在塘沽破土动工。永利碱厂是年产7万吨的大企业，又是我国民族化工史上的第一家企业，谁也没有经验，事事都要摸索前进。李烛尘先生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兢兢业业，留下了许多动人事迹。
     为办好永利这座现代化工厂，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李烛尘先生于1922年8月20日在塘沽创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从此，国内外颇负盛誉的永(永利制碱公司)久(久大盐业公司)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团体正式形成，李烛尘先生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著名大学约好，每年在各校毕业生中选拔一批精干人才进厂，先在“黄海”学习半年，然后分配适当工作，这样一来，为“永久”培养了一支过硬的技术队伍，周恩来总理曾赞扬“永利是个人才篓子”。
     李烛尘先生热情支持、鼓励科技人员大胆攻关解决问题。“永利”的制碱技术是从美国引进的，大部分设备也是从美国买来的，有些设备的关键部分人家不卖，因而投产后产量达不到设计能力。为了及早解决问题，李烛尘先生组织参加安装的青年技术员张佐汤、刘养轩寻找原因，又果断承担责任，鼓励他们俩大胆改装调试，结果一举成功，产量达到并超过了设计能力。
     办碱厂还要跟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作斗争。当年，英国卜内门公司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妄图独霸中国碱品市场。1920年，卜内门公司要求与“永利”合作制纯碱，以达到其逐步控制“永利”的目的，范旭东、李烛尘断然拒绝。1925年3月，“永利”主要设备干燥锅被烧坏，生产停顿。此时，卜内门公司伦敦总行首脑尼可逊来上海视察，乘机与“永利”举行会谈，反复提出以资本与技术“合作”，实则妄图鲸吞“永利”。范旭东和李烛尘事先商量，以不收外国股本为由，婉言拒绝，卜内门的野心又未能得逞。1926年6月29日，“永利”重新开工，解决了碱带红色的毛病，成功地生产出纯碱，质量合格，产品清白，碳酸钠含量在99％以上。卜内门公司仍不善罢甘休，又以压低碱价的手段想把“永利”拖垮，李烛尘妙计应付，使卜内门公司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这样相持到1928年，卜内门公司损失极大，始知“永利”不好对付，为了维护自己在东方的利益，只得转为真实的合作态度。
     李烛尘先生领导“永利”冲破重重难关，终于取得了胜利，1926年生产的纯碱达到国际标准，经世界碱业公会鉴定，质量居世界第二，“永利”取得世界公会会员资格。该碱以“红三角”牌为商标进入国际市场，获得美国为建国150周年举办的“万国博览会”金牌奖，并得到“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的好评。1930年，“红三角”牌纯碱又在比利时工商“国际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范旭东、李烛尘白手起家，含辛茹苦十数年，终于为中华民族争了一口气。
    　　迁厂入川救危亡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在这强敌入侵的危急时刻，李烛尘先生受命负责整个“永久黄”的迁川工作，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坐镇天津旧法租界永久办事处，指挥着塘沽、青岛、新浦、南京、上海几千名人员、几万吨机器设备物资，冒着敌军压境、敌机轰炸的危险，向四川方面搬迁。
     李烛尘先生不顾自身安危，抓紧组织人员将技术资料、设备图纸全部装箱，由技术人员携带内迁；厂内重要设备部件能拆的拆迁，应毁的毁掉；职工家属能走的组织迁走，不能走的安置妥当。直到厂里搬迁工作结束，李烛尘先生才于年底化装登上英国商船“岳州”轮离开天津，侥幸脱险。李先生这种热爱祖国、无私无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8年舂，“永久黄”团体的迁川人员陆续抵达重庆，开始忙于筹建新厂工作。李烛尘先生曾于1919年来四川考察过井盐资源，了解到自流井的张家坝和犍为的五通桥是老产盐区，原料、燃料、交通都比较方便，便决定把盐厂厂址设在那两处。
     只是当地盐户不欢迎，成了很伤脑筋的难题。他们有清朝朝廷颁发的“龙票”，又得到民国政府的认可，长期把持着井盐的生产、销售特权。李烛尘先生凭自己的过人毅力，坚定不移地与各种困难作斗争。他通过邓锡侯的儿子在四川当局和地方要员中活动，又把这场官司打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促使他们派人下来调查。同时，他亲自向盐户们解释，这是因为国难当头不得已而为之，求他们谅解，并愿意以技术帮助他们，还表示等抗战胜利后一定迁返原地，所建的盐厂交给当地人去办。费尽周折，终于圆满解决了问题。
     1938年4月，李烛尘先生派塘沽盐厂厂长唐汉三带队去自流井张家坝开工建厂，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终于在东北沦陷纪念日“九一八”建成开工，一座现代盐井在威远河畔拔地而起，井架如林，厂房宽敞，钢板平锅舒展，操作方便安全，虽然海盐原料完全断绝，但由于李烛尘先生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集中精力攻破煮井中的热源，研究出枝条架晒卤法，并创设“塔炉”使煤柴效用由原来的不足30％提高到70％以上。机制的砖盐洁净、定量、便运、节耗、利储，大后方的军民化工用盐得到满足。
     同时，“永利”、“黄海”的迁川人员开赴犍为五通桥筹建华西化工新基地，1939年3月1日，还将五通桥改称“新塘沽”，以纪念中国化工的诞生地。李烛尘先生保持民族气节的硬骨头精神，载入了中国现代史册。
     1945年，日本投降，李烛尘先生立即由四川飞回天津，负责“永久黄”的复原和重建工作。同年10月4日，范旭东逝世，李烛尘先生接任久大公司总经理。后来侯德榜出国，李烛尘先生担负了“永久黄”的全部领导工作。他抵达塘沽，接收日本福泽平八郎交回的永利碱厂，接收伊坂市助交回的久大盐厂，日本人无理地提出，要他拿出签字收据，李烛尘先生愤怒斥责：“你们日本人是强盗，抢了我们的东西并且搞坏了，现在你们战败投降了……我凭什么给强盗打收条!”这番话充分体现了民族正义，深得全国人民交口称赞，他还以参政员的身份向蒋介石当面交涉，据理力争，获准索回被劫去的南京永利硫酸厂的硝酸铵设备。他各方奔走费尽心机，取得蒋介石手谕，赶走“久大”、“永利”厂里的国民党驻军，使之得以顺利复工。“永久黄”团体的迅速恢复原貌，无处不凝结着李烛尘先生的心血。
    　　步入政坛求解放
     李烛尘先生立志救国，向往光明。
     1931年，他同意长子李文采“走自己的路”，去苏区参加革命斗争。1942年，李烛尘先生从新疆考察回到重庆，往返2万余里，过度疲劳患上了重病。周恩来派医生给他治病，派秘书徐冰经常跟他联系，烛尘先生深受感动。翌年12月，中共地下党员龚饮冰根据党中央意见筹办建业银行，李烛尘先生积极支持并参与筹办。从此以后，他与共产党合作日渐增加。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临重庆，亲自参加国共谈判，李烛尘先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文章，欢迎毛泽东来重庆，主张国共两党共同建设和平民主强盛的祖国；并指出谁如果再动干戈自伤元气，真是民族的罪人!是年9月17日，李烛尘先生应邀参加毛泽东举办的桂园茶会，毛泽东赞扬了民族实业家在发展工业方面的成就，赞扬了“永利”、“久大”办化学工业对祖国的贡献。李烛尘先生对毛泽东非常钦佩，赞扬他“是炉火纯青、伟大的政治家”，同时指责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狡诈的小人”。
     天津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特别重视在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城市政策，以安定人心，团结群众，并通过他们向国民党当局做劝降工作。烛尘先生在天津民族资产阶级中居领导地位，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委员、企业委员会书记王文化到久大盐业公司找到了他。李烛尘先生立即表示，要竭尽全力做好工商界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支持共产党解放天津。
     为开展劝降工作，李烛尘先生首先找到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杜愿意和平解放。又去找警察局长李汉元，李同意投降，但他只能管警察，管不到部队。最后直接找到警备司令陈长捷，劝他放下武器，保全天津，陈说傅作义先生“令我坚守，我只有服从命令”。这时李烛尘的住所附近已有便衣盯梢，但他仍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活动。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空徐徐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开国大典在隆隆礼炮声中开始。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者们庄严肃立。其中有一位67岁的老人，身材不高，微胖结实，目光里闪烁着兴奋喜悦的神情，他就是李烛尘先生。当时，他已是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了。从此，他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大业，足迹遍全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