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维新运动与创办《湘报》
甲午战争后，湖南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熊希龄也以此为契机，在环境变化中一步步完成了自身思想的转变，从一个传统的封建士子转变为一个以维新变法为目标，以经国济世、御侮求强为人生大义的维新志士。1896年，熊希龄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两湖营务处，潜心探索古今中外各种军事制度。当湖南在地方上率先举办新政，兴起变法的时候，他又毅然辞去营务处总办职务，全力投入湖南的维新运动，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这也是熊希龄对湖南新政的最大的贡献。
1897年，熊希龄开始筹集资金筹办《湘报》，并定位为日报。为保证顺利出刊，1897年4月，熊希龄通过汪康年在上海订购印刷机器和活字，商定9月16日运货至湖南，但迟迟未能运到。熊希龄多次写信催促当时的经办人吴云记，11月下旬机器终于运回长沙。1898年1月，熊希龄订立了《湘报馆章程》，规定宗旨为“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并强调“首重知己”，“重在记实摘要”。此外，熊希龄还为报馆制定了严格具体的工作制度和管理方法，以提高办事效率，保证报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熊聘请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何来保、戴德诚、樊锥六人为撰述，唐才常任主笔，另任李维格为西文翻译。
《湘报》于1898年3月7日正式创刊，设立的机构主要有：编辑处、收支处、排字处、印刷处、管报处、校对处等。当时为《湘报》撰稿的除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外，陈宝箴、皮锡瑞、黄遵宪等人及当时部分时务学堂的学生，都曾在报纸上刊登讲义、论说或其他文章。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有关团体的章程、朝廷谕旨等在报上也有所反映。这一时期的报馆工作运行有条不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湘报》创刊后，先后发表了激进派樊锥的《发锢篇》、《开诚篇》和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等文章，这些文章言辞甚为激烈，提出“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改整朔，易服饰，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等主张。这些无疑成为守旧势力攻击的把柄。1898年3月29日，陈宝箴读了《湘报》刊登的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后，大惊失色，当即转告熊希龄，说该文章“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要熊立即收回救正。然而熊希龄不仅没有照办，反于4月1日在《湘报》上刊文指出：“虽然易君偏激之言，诚不能为之曲护，而其哀哀长鸣，冀我朝毅然变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间，实有忠君爱国之忱。”熊的勇气和决心，由此可窥一斑。
《湘报》上的激进言论还引起了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注意，对此他深为不满。面对张之洞的指责和陈宝箴的饬令，熊希龄很担心报馆会被查封，所以暂时停止发表以前那样激烈的文章。1898年6月底，岳麓书院的几个学生联名上书王先谦，对熊希龄、梁启超进行攻击，说他们浸淫邪说，迷惑视听。王先谦接到上书后，要求严加整顿，对维新派进行压抑。熊希龄则于7月13日，在《湘报》上刊出《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一文，又于7月15日刊登《上陈中丞书》，对王先谦等人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这两篇文章犹如两颗重磅炸弹，在反对派中引起极大震动和恐慌。于是熊希龄被勒令交出报馆，另委他人主持。因为熊坚决不肯交出，陈宝箴于是停发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这一釜底抽薪之举，使《湘报》很快资金不足，无法支持，至7月19日发至115号时被迫停刊，后虽于8月2日复刊，但已成商办性质，熊希龄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湘报》。
熊希龄作为湖南维新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作为《湘报》的真正创办者和主持人，尽管少有激烈的言论和文字，但是在《湘报》的创办和管理过程中，做出了其他人不可企及的贡献，并在维新运动中以《湘报》为据点，同守旧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出无畏的献身精神。他是《湘报》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
(二)创办湖南瓷业公司
“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失败后，熊希龄深感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试图通过创办资本主义企业来振兴国家。光绪三十年(1904)初，他赴日考察实业，期间发现从中国传过去的制瓷技术，被日本制瓷业发扬光大。日本制瓷工业发达，产品亦比中国精良。从日本考察回国后，经同科举人、好友，醴陵人大学士文俊铎相约，熊希龄到文的家乡醴陵进行实地考察。同年5月，熊希龄在文俊铎的陪同下，到远离醴陵县城的东堡等粗瓷产地进行调查。熊希龄将考察得来的情况与日本瓷业生产加以比较，找出了醴陵瓷业生产落后的原因，同时也找到了可以振兴醴陵瓷业的有利条件。考察回来，熊希龄两次上书湖南巡抚端方，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措施，得到端方的支持和批准。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由熊希龄任校长的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正式开办。由省府拨银12万两作开办费。学堂设址于醴陵城北姜湾之神农殿。为了加快人才培养，熊希龄将熟练工人编入速成科作短期培训，提高他们的本职工作技能。新招入的编入永久科，学制四年，培养具有较高制瓷科学技术知识的专业人才，以适应醴陵日后打入国际市场的长远要求。在师资上，面对制瓷技术专业课程缺乏一流教师的现状，熊希龄大胆提出“延请外国技师”的主张。他从日本、江西景德镇聘请部分一流技师作教员。在引进先进生产教学设备上，熊希龄从国外购买了当时制瓷行业先进的“水簸场之除水器、调剂室的椭圆皿成型机、素坯土捏机、釉药粉碎机、湿式材料粉碎器、工业锅炉”等一系列设备。他还在学校开设了一个“标本陈列室”，将从各国购买的新式瓷器一一陈列，供学员模仿学习。
为了让学员有一个实际操作的场地，熊希龄于1906年在学堂前筹建“湖南瓷业公司”，建立生产性窑场，实行机械制瓷并于当年生产出细瓷。熊希龄、文俊铎等人的办学方针及做法，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有远见卓识的。它使学员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既有理论知识，又懂实际操作。学校规定，学员毕业成绩优秀者可留在瓷业公司工作，充分调动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继1906年生产出细瓷以后，1906——1907年艺徒班学员吴寿祺、傅道全、游先理等在书画名师张晓耕、彭筱琴指导下，创制出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继而在传统青花装饰的基础上，发明釉下五彩瓷器。这种釉下五彩瓷器，以其色彩艳丽，看得见摸不着，不含铅、镉毒以及耐自然腐蚀和永不褪色等优点而领先世界，誉满全球。1910年9月，湖南瓷业公司釉下五彩瓷器赴“武汉劝业奖进会”，获得第一等金质奖牌，首次为湘瓷争了光。1910年4月28日至10月2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在江宁(今南京)举行，全国除西藏、内蒙古、新疆外，其余各省均提供了大量物品参与赛会，仅国内参展商品就达100万件以上，同时还陈列东西洋各国的先进展品，令围人大开眼界。湖南瓷业公司送展的釉下五彩瓷器获一等金奖，再次为湘瓷出了风头。1911年在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上获得最优奖。1915年2—12月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工程竣工开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世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醴陵釉下五彩竹鸡荚豆瓶与贵州茅台酒双双荣获金牌，又一次为我国争得了荣誉。
(三)出任国务总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政府更迭像走马灯。熊希龄先任南京临时政府顾问。3月至7月又在北京政府唐绍仪、陆徵祥两届内阁中任财政总长。
1913年7月，在袁世凯总统的首肯和议员的支持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他曾有言在先：张謇、梁启超、汪大燮等同时入阁，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内阁”来扭转时局。但是，熊内阁却难产了。袁世凯坚持由自己的心腹掌管财政、交通、外交等重要部门，只剩下农商、司法和教育三个闲差。熊希龄只好请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农商总长，汪大燮或杨度任教育总长。但是，梁启超以不能掌财政便不入阁，张謇、汪大燮等又因梁启超不出山而不就职。他反诘梁说：公等均不出，熊内阁势将流产或纯以官僚组织之，此时你们将持何等态度?梁启超自然不愿意看到熊内阁流产。袁世凯也稍作让步，即财政总长由熊兼任。9月，熊内阁才告组成。
熊希龄很想为国家、人民竭智尽忠，干一番事业。他与梁启超等制定了关于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等详细规划的《大政方针宣言》。然而，这些计划与袁世凯蓄谋推行的地主买办联合专制意图是冰炭不相容的。袁总统对熊总理时时、事事掣肘，欲迫其就范。袁世凯不是不赏识熊希龄的才干，而是要将他变成自己的鹰犬。熊希龄向来志向高远，秉性耿直，当然不肯沦为他人的爪牙。
于是袁世凯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伪造“热河行宫盗宝案”，嫁祸于熊希龄。11月初的一天，熊希龄应邀准时到总统办公室议事。熊刚刚到达，袁世凯即说有外宾约见，请熊希龄退到内室稍候。内室的桌子上放着打开的《热河行宫盗宝案》卷宗，行文中含沙射影将国宝失窃与熊希龄联系在一起。显然这是袁世凯特意安排的。这突如其来的盗宝案使熊希龄恐惧、冤屈、迷茫……如坠入万丈深渊，头昏目眩，不能自已。恰在这时，袁世凯与外宾告辞返回，并立刻拿出解散国民党和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大总统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迫使熊希龄同意。这一切都是袁世凯事前精心策划的，图谋排除异己，打击能与北洋派抗衡的国民党。1914年1月，袁世凯又解散国会，撕下了主张共和的假面具。国体由内阁责任制改为总统制，袁世凯称心如意了。
国家总理被诬陷盗窃国家文物实属中外罕见。原来1912年底熊希龄被任命为热河督统，发现过去避暑山庄的国宝保管欠妥，曾对这些金、银、珠宝、玉
器、字画等一一登记造册，妥为安放、保管。当时有个别自恃建国有功强行索要无法拒绝者，他已详细记录在案。袁世凯借题发挥造谣中伤，大小报纸授命纷纷登载，聒噪一时。熊希龄只好出面为自己辩护，为保全人格，又不便大肆声张，处境十分难堪。但是，诬陷之辞是经不起辩驳的。“盗宝案”搞了几个月不得不草草收场。
1914年2月，熊希龄辞去总理职务，任职仅5个多月。
1914年3月，熊希龄被委任为煤油督办。正当他组织专家对甘肃、四川等地的油田进行考察，制定开发方案的同时，袁世凯却在紧锣密鼓地阴谋恢复帝制。这使熊希龄彻底看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
为了不卷入复辟帝制的逆流，熊希龄决计离开北京。1915年8月，他以母亲有病为名请假，获袁世凯批准。熊希龄随即启程返湘。3个月的假期未到，袁世凯就电报催他返京，他回电却是要求续假。袁世凯视熊希龄为登基的重要人物，不能不来捧场。袁一面继续电催熊回京，一面另打主意。当时，袁世凯筹划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改由12名女官管理内廷，上设女官长1人。熊希龄夫人朱其慧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俱备，法度容止，可教六宫当选。她明知这是袁世凯的笼络和控制手段，也不敢得罪，只好答应。诏书送到湖南寓所的熊希龄手中，他大呼上当，深感袁世凯狡黠诡谲非一般人可比。夫人在京实沦为人质，熊希龄不能坐视，于1916年1月中旬返京。袁世凯马上授予他中卿，加上卿衔。一些趋炎附势之人纷纷登门恭贺“一门双贵”。但熊希龄知道自己在虎口之中，只能虚与委蛇，再待时机离开了。
(四)济民救亡。督办水灾河工
1917年是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南北军阀争夺地盘进行混战，造成生灵涂炭。9月，京畿一带发生特大水灾，淹没了103个县，19045个村，灾民达6351300多人，田亩损失达254800多公顷。据路透社9月25曰电：“今夏大雨频降，保定与运河问之土地几成一片泽国，近日内水势陡涨，天津岌岌可危……”10月9日《大公报》载：“此次天津水患，系由静海县运河决口，洪水滔滔，经杨柳青往河北闸铺天盖地而来，堵救不急，淹灭村庄，吞噬田野……受难灾民在岸边支搭席棚，聚众其中，或从水中扶挈老幼妇女，挟持器物往高处，衣服褴褛，多数小孩身无寸衣，赤身在水中呼唤抢救，惨不忍睹……”南北军阀争夺各自利益，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由于没有及时进行防洪抢险，致使洪水泛滥，百万黎民饥寒交迫，瘟疫流行，饿殍遍野，流离失所。此时的熊希龄刚脱离政界不久，少年时期立下的理想和眼前的灾荒，促使他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济民救亡之路。
1917年9月，冯国璋任命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10月4日，熊希龄发表就职通电，在北京石附马大街设立办事处。他一面派人调查灾情，劝阻灾民不要往外流落逃亡，一面派人赴各地办粮，并向当时的北京政府请求发放赈灾款项。10月8日，熊希龄向全国发出“为天津灾民请赈电”。而直隶督军曹锟对灾情视而不见。更加令人气愤的是，在天津排水工程中，他竟然为保护日本租界，不顾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将水倾注灾民的避难处，遭到熊希龄的斥责。熊希龄在致曹督军的信中说：“南马路为中国辖地，应由我筹款自筑，且南马路以西地方，同属中国土地，人民均应一律保障，不应歧视。”熊希龄不仅呼吁全社会为灾民捐款捐物，自己还身体力行，将自己家存的旧衣缝改，缝了100套棉衣捐给难民，还拿出500多元积蓄作为赈灾款。他的呼吁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据报上登载的数字统计，社会各界在10多天内捐助的棉衣裤以及旧衣裤、旧军装，共133000多套。熊希龄有位朋友叫邓人康，是前众议院议员，他从报纸上得知熊希龄募捐寒衣的消息，不顾自己卧病在床，带着家人剪改的旧衣40套，捐给水灾善后督办处。除了募捐外，熊希龄还向当时的北京政府请求赈灾款。按照他的计算，共需500万元。但当时的北京政府只拿出赈灾款50多万元，缺口很大。熊希龄无法，只得转而一面向外国银行借款，一面在社会上广泛募捐。10月15日，熊希龄向汇丰、麦加利、东方汇理、华俄道胜、华比、正金、花旗等7家银行借平银70万两，作为救济京津水灾的费用。11月22日，熊希龄又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450万日元，以解燃眉之急。与此同时，社会各界捐款达200多万元。另外，熊希龄还与梁启超、范源濂、汪大燮等人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征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资尽数充赈”。熊希龄还电请各矿局捐助煤炭，大水将燃料冲刷无遗，煤炭异常缺乏。熊希龄派人采购接济，但因需量太大，一时难以供给。熊希龄请唐山煤矿局、开滦煤矿局以及临城、井陉等矿务局予以援助，得煤500多万斤。为了能让各地捐助的救灾物资迅速运往灾区，减少中途运输的费用，熊希龄向北京政府提出报告说：“当地数百万生灵存亡呼吸，嗷嗷待哺，办理赈务必须视同军事，刻不容缓，方免贻误时机。”因此要求三点：第一，各道县、各慈善团体，关于赈务事宜的所有电报，一律免费，由交通部通知就近各灾区电报局，遇到有各道县盖印的电纸，以及各慈善团体持免费执照的电报，都一律从速拍发；第二，督办处资遣难民和采办平粜粮食柴煤以及一切赈济物品的运载，各铁路都必须一律免交运费和票费，由交通部命令各路局遵照办理；第三，督办处与各院部商议有关赈务事宜的文电，均请令各院部迅速裁决，并予种种便宜，不拘常例。北京政府为社会舆论所迫，只得同意了熊希龄的三点要求。接着，熊希龄又发起了“以工代赈”以及采取种种办法保护春耕，挽救了500多万灾民的生命。
熊希龄除了积极救济灾民外，还致力于水患的冶理。一次，为了考察洪水的走向，尽快研究出治理河道的办法，他不顾年事已高，毅然跳进了水流湍急的河中……他的风湿病发作了，只见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掉下来，周围的人见势不妙，急将他拉上岸来。由于他经常这样冒着严寒风雪，到各地视察灾情，劳累过度，身体虚弱。医生对他说：“您安心到这里养病，等身体复原了再去救灾前线吧!”熊希龄回答说：“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在死亡线上挣扎，我怎能安下心来养病呢!”鉴于熊希龄的功绩，当时的北京政府特授予熊希龄勋章一枚，却被他登报予以拒绝。他认为百姓仍然“困苦流亡”，自己尚且“日夜忧心，未敢自安”，怎么能沽名钓誉，心安理得地去接受什么勋章!
哪里受灾，哪里就有熊希龄先生奔波的身影。1918年入夏以后，湘中、湘西地区又遭严重的水灾。湘江、沅江、澧水同时暴涨。当时的报纸是这样描写灾情的：“湘省迭遭兵患水灾，瘟疫各处，占全湘幅员四分之三，屋舍被毁，财产被掳，逃亡在外之灾黎，一无所有。露宿山林者有之，伏居山洞者亦有之，加以土匪充斥，道途梗塞，饿死荒郊无人过问者，所在皆是，凄惨情形百倍于去岁。”灾民因无衣无食逃到省城，每天达5000人之多。反动军阀张敬尧竞置若罔闻，乘机剥削压迫灾民。如往年长沙城内遭水灾，居民多避水迁居城头。而此次警察厅则以“军事紧张之际，城上均有军队驻防，并奉督军之命”为由，严禁居民登城，任灾民在水中挣扎。这使熊希龄感到异常悲愤。他一面致电要求张怀芝和李秀山两位督军停止战斗，一面向全国发出“请赈湘省灾民”的通电，强烈呼吁社会各界关心饱受兵灾之苦的湖南人民，并发起创立“义赈会”，亲任会长。他变卖了自己的一部分家产，还借了一些款项，合计有l万余元，此后募捐8万余元，再加上北京政府的3万元拨款(被军阀张敬尧贪污一大半)，还采取了“以工代赈”等多种办法救济湖南灾民。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地方军阀及官僚欺压百姓，灾民问题最终不能圆满解决。
(五)创办香山慈幼院
顺直水灾以后，有大量的孤苦儿童流散在京、津等地。熊希龄便先在北京设立了慈幼局，收养灾民子女计1000多人。慈幼局分两所，一所专收女孩，一所专收男孩，同时施以小学教育。1918年水灾平息后，慈幼所的孩子们被领走了大多数，只剩下200多人，熊希龄考虑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慈善教育机构，于是通过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将荒废已久的避暑行宫香山静宜园作为校址，创办了香山慈幼院男女两校，熊希龄自任校长。学校规模逐步扩大，从婴儿教保园和幼稚园到小学、中学教育学校、技工学校、职工学校，开创了一条学校办工厂、工厂养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的办学道路。为了办好慈幼院，熊希龄费尽了心血。政府拨给的办学经费远远不够开销，他一方面组织学生劳动自助，一方面向社会募集，同时自己也拿出全部积蓄。1931年8月，熊夫人朱其慧逝世后，熊希龄将家财分作了3份，两个女儿各一份，自己一份。然后，他把自己的一份全部捐给“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自己的生活费则由基金社董事会每月发给250元。熊希龄虽是一校之长，但对人很谦和，现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高级顾问鲍熙年先生说，他进校时因感谢熊院长的收留之恩，对熊院长行跪拜礼，熊院长竟也下跪还礼，后来又资助他上大学直到英国留学回来。在他的辛勤培养之下，到1930年，先后有2397人从慈幼院毕业。这些孤苦儿童今天已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材，有的甚至成了国家领导人。
(六)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熊希龄与朱庆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于12月致电张学良、冯玉祥等将领，请缨抗日，共赴国难。次年1月10日，熊希龄应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他臂缠黑纱，参与集会，发表宣传抗日的演说。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奋起抵抗。他即组织“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处理各种善后之事。1932年2月12日，熊希龄发布《香山慈幼院通告》，开展了全院性的抗日救国总动员，表示：“国若能救，虽死亦荣，一息尚存，誓当奋斗。本院平日既以爱国主义教育诸生，值此危时，岂能坐视。故于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本院师生救国总动员。”为此，他组织院内200人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女性则加入红十字会救护队，在战区医院工作。1933年4月，他以北平红十字会的名义，设北平第一后方医院，救护受伤的抗战官兵，又设公墓收葬抗战时的阵亡军民。这时，日军进犯长城，我军民奋起抵抗，激战于古北口、石匣、喜峰口等地。熊希龄携长女熊芷一行，组织救护队，往长城前线救死扶伤。在战地，人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位63岁的老人出没于负伤军民之中。
1937年底，熊希龄偕夫人拟绕道广州返湘，在香港停留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于12月时25日不治逝世。死前，还紧紧拉着夫人毛彦文的手说：“我死后，请将我的全部藏书捐给已迁到湖南的香山慈幼院……”死后遗体葬入香港万国公墓，当时的国民政府给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岁月悠悠，熊公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是他在人们心中树起的丰碑，连同他的光辉业绩是永远不会泯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