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中央红军放弃了创建湘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后，红二、六军团依旧在“多背些敌人过来”的思想指导下，继续在常德、桃源继续活动7天，迫使国民党追击部队北调，打乱了蒋介石在湘黔地区追堵截击中央红军的行动，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西进贵州的压力。

1935年元旦，红二、六军团主力返回永顺、大庸一带休整，湘西攻势至此基本结束。在历时2个多月的湘西攻势中，红二、六军团并先后取得了浯溪河等大小几十场战斗的重大胜利，共击溃国民党军15个团，歼灭近5个团，连克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诸县城，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县的大部和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县的一部及其广大地区。湘西攻势形成包围常德，威逼长沙之势，迫使国民党军从“追剿”中央红军的湘军中抽调3个师、由江西抽调1个师驰援湘西，拖住了准备入川的徐源泉部，在战略上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在贺龙、关向应、萧克率部发动湘西攻势的同时，任弼时等留守后方的干部和红军部队，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组织群众，建立县、区、乡革命政权和群众团体。还先后占领龙山、保靖、慈利、石门等县部分地区，扩大了新的割据区域。

湘西攻势的胜利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逐渐改变原来的态度，同意两军集中统一行动，并决定建立湘鄂川黔边省委和省军区。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机关旧址（永顺县塔卧）

1934年11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红二、六军团建立根据地、肃反及干部配备的指示电，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在大庸成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周玉珠为委员；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成立湘鄂川黔省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任弼时任政委。”。红二、六军团主力南下后，12月10日，湘鄂川黔省委机关迁往永顺塔卧。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机关旧址（龙山县兴隆街）

1935年1月6日，任弼时在省委第二次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中说：自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指挥之下，进到湘西北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不到两个月时间，即创造了新的形势，这在中华苏维埃运动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任弼时慷慨激昂地指出：“在红军胜利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活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的石堤溪以南的二百四五十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 任弼时称湘鄂川黔根据地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这块根据地是在全国其它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在长江南岸中华苏维埃运动发展中建立起来的唯一规模较大的革命根据地，策应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和其他根据地的斗争，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积蓄和发展了作为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之一的人民军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机关旧址（龙山县茨岩塘）

党史专家谈：

侯先祥：红二、六军团能在湘鄂川黔边区迅速建立根据地，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这一区域主要是陈渠珍等地方军阀的统治范围，军事力量不强；二是群众基础好，革命积极性高。这一地区过去就是红二军团的主要活动范围，广大群众深受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加之这一地区工农劳苦群众在地方军阀长期统治下生活异常穷困，群众革命积极性特别高；三是有较好的军事活动空间。红军在湘西活动，有武陵山脉作为依托，进可以威胁沅陵、常德以至长江的交通，退可以凭借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据险固守；四是红军战略指挥正确。红二、六军团统一集中行动击溃地方军阀陈渠珍部，在湘西站稳了脚跟。

李安琪：从当时的敌我力量、战略位置、群众基础等来看，湘西确实有创建新革命根据地乃至中央红军革命根据地的条件。所以，甚至在通道会议后，博古、李德都仍然顽固坚持来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师。当然，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一点，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他就基本判断出中央红军落脚湘西的计划，立即在中央红军进军湘西的城步、新宁、绥宁、武岗、通道等地集结重兵，构筑碉堡线，布下“口袋阵”。

（栏目支持：州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