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玉祥：从铁匠到永保县苏维埃主席

编者按：田玉祥，湖南永顺人，原本是永顺万坪当地的一个铁匠。十万坪大战中，他积极为红军带路，后参加了红军。龙家寨乡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他担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不久被提拔为永顺县的财政部部长、永保县革委会主席。本文选自田玉祥的回忆录《我参加革命的经历》，标题为编者自拟。

湘鄂川黔省委党校旧址（位于永顺县塔卧镇）

十万坪大战时，我正好十九岁，帮我爹打铁，一家人的生活很苦。原先龙家寨有个地下工作人员名叫唐自成，以卖红纸为掩护，大家都把他喊“红纸客”。这时，“红纸客”身佩短枪，当了红军营教导员。他深知我家受苦很深，对我父亲进行阶级教育，动员我给红军带路，我父亲答应了。红军给了我一双草鞋，一条皮腰带，并给一条梭标，我带着红军出发了。

郭亮县革委会旧址（位于永顺县万坪镇）

战斗中，我用一条梭标也抓到几个俘虏，红军连长对我爹说，“你的儿子不要打铁了，跟我们干事吧！”。十月十三（农历），就是十万坪大战后三天，我由刘亚球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在龙家寨成立了乡苏维埃，接着杉木、大寨、毛坝等地都相继成立了乡苏维埃，龙家寨成立了区，我当了乡、区苏维埃干部。二十多天后，湘鄂川黔省苏维埃政府在塔卧成立了，任弼时同志当了省委书记，贺龙同志当了省主席，湘鄂川黔边区红成了一片，革命声势越来越大了。不久，我被调到县里，先是永顺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后永顺县分成永保、郭亮两县，我当了永保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永保县委书记是刘亚球，刘调到大庸后由李国华，再后由严汉万接手，郭亮县的县委书记是刘俊秀同志。

那时永保县下辖城市、勺哈、首车、盐井、猛岗、颗砂、岩板铺、抚志等八个区。塔卧和石堤西划为特区，由省直接管辖。区下面成立了百多个乡苏维埃政权，各项革命活动都积极开展起来。……。那些地方的工作开展得很快，革命势力一直发展到保靖的酉水东岸。那时干工作不分职位高低都一样，没有特殊。我当县主席也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吃大锅饭、大锅菜，一样穿草鞋、跑夜路。也没有人喊我“田县长”或“田主席”，熟一点的人还喊我的奶名“田八斤”。

永保县革委会旧址（位于永顺县灵溪镇）

在我当县苏维埃主席和后来随军转移的日子里，我多次见到任弼时同志、贺龙同志、关向应同志、王震同志、萧克同志和吴德峰、张子意同志等，多次受到他们的教育，使我终生难忘。

一九三四年古历腊月，我到塔卧省政府参加省委召开的五县联席会议（永保、郭亮、大庸、桑植、龙山）我看到任弼时同志和二、六军团的很多首长。

任弼时同志穿着朴素的灰布军装，嘴上蓄了胡子，个子很高，看样子是四十多了（其实他只有三十多岁）。他给我们作形势报告，那时我才晓得有个毛主席，有个朱总司令。

休息时我到丁家院子里看弼时同志，他坐在一间房子里，房子陈设很简单，一床灰布棉被，一条灰布军毯，一口木箱，桌子上有一大堆书，壁上贴有列宁的像和一张地图。外面有部电话机子。火炉盆里装有一罐子药，看来弼时同志身体是不太好的。弼时同志问我的出身，问我识不识字，问我工作困难不困难，还问了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弼时同志要我好好工作，不要脱离群众，要我保持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作风。他说艰苦朴素是革命的传家宝，还要我多读革命书，懂得革命的道理。弼时同志和我像谈家常话一样，我一点也不觉得紧张，后来他又给我两本书，一本是《土地改革法》，一本是《红军作战战术》，我一直珍藏着。后来在搬屋时丢失了，我心痛了几天。

开会期间，省委、军区司令部、保卫局、军医院、红校都请我吃过饭，饭后开晚会搞得很热闹，唱《十送我郎当红军》《拥护苏维埃》《蒋介石成了什么样》……等歌。我记得任弼时同志唱了一首军歌，吴德峰同志的夫人给我们唱了段京戏，叫作《太君辞相》，那时上下级的关系，真是亲密无间，好像一家人一样的亲。

一九三四年腊月三十，由于我们守城力量单薄（只有两连人），敌人占领了县城，我和县少共书记谢尤生连夜奔到省委找到弼时同志。到塔卧时快到了入睡的时候了，弼时同志还没有睡，一见了他，我哭诉道：“任政委，永顺县城丢了！”弼时同志安慰我们说：“不要那么急，等洗了脚，吃了饭再慢慢讲吧。”等我们吃饭时，任政委给军区司令部打电话把王震同志、张子意同志都请来了。王震同志见了我们笑着说：“小伙子，那么急什么，明天替你们把永顺城收回来，把敌人一个个赶到水里泡死他。”说得我们都笑了。我们休息了，半夜还见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的房里，灯火辉煌，首长们还在讨论收复永顺城的事呢。

第三天，正月初五，大雪纷纷，我们跟王震同志踏雪出发了。这次带了一团人，调红校学员打先锋。开到五里铺，王震同志召开连以上的干部会，研究怎样打法。他问我敌人到底有多少，我说大约有三千来人吧，王震同志严肃地说：“三千有三千的打法，一千有一千的打法，不能用大约这个估计哩！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说的我脸上火辣辣的。王震同志看到我讲不出确切的数字，只好笑着说：“就照你讲的那个大约打吧。”及时作了攻城的布置。第二天拂晓攻城，敌人溃退，打死一百多，敌头头田少卿、顾定三成了漏网之鱼。事后一调查，敌人只有一千左右，王震同志笑着说：“侦察不落实，把兔当老虎打，可惜大王八没抓到哪。”革命老前辈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我们终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敌人分六路向我进攻。为了粉碎敌人进攻，四月十二日，我省政府由塔卧撤出，我们地方工作人员随军转移，我参加陈家河、桃子溪及围龙山和忠堡诸战役，多次看到贺老总和二、六军团的首长亲自在阵地上指挥，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

主力红军长征后，我留下来在十八师。在龙山和酉阳交界一次战役中我和部队失掉联系，只好潜伏下来。反动政府出了活捉“共匪”田玉祥赏光洋六百元的布告，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我没有落在敌人的手里，但我的爹爹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被敌人抓去抵我命杀害了，我的爱人也被敌人抓去卖到龙山了。